通過出土文獻思考人性與文化建構

在人類發展的過程中，人性屬「先天賦與」抑屬「後天培養」的問題，爭論由來已久。所謂先天賦與者是以生物因素為基，而後天培養者是以個人經歷和環境因素為本。二者對人性的影嚮，孰輕孰重？在探討人類發展和社會進化的芸芸論述中，公元前四世紀的郭店竹簡文獻或屬最早的篇章之一。 這些文獻並没有刻板地採用先天和後天的二分法，而是承認二者在人類與社會的發展進程互有所為；一方面確認人性天授，另一方面肯定社會的實踐和學習的努力成就了人性的發展。本文以郭店楚簡的《語叢》為基礎，論述戰國時期對人性問題的思辨。這些郭店文獻中不單純地代表傳統道家所强調的宇宙秩序的自然法則 — 天道，或者儒家所倡導的以禮樂文化爲基礎的成人之道。 相反，簡文呈現了第三種可稱之為道家自然與儒家修養兩者兼備的方法。後天培養是順應天道的修煉，即來自天的禀賦和人類的文化實踐皆有助於人類的發展和社會的建設。 通過這種方式，郭店簡文調和了先天和後天在人類發展中看似相悖的角色和功能。